把沙发扔了吧——只有起了这个念头，才能意识到这有多昂贵。
湖北的一位居民花了197元扔掉家里的皮质沙发。而当听到200元的报价时，另一位上海的居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无论是几百、几千、几万元买回来的沙发，到扔的时候，都可能一文不值，还得倒贴钱。而这只是一项大工程的开始。
由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知》指出，到2025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批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典型城市，培育一批回收龙头企业，推广一批典型经验模式。
今年，已经有多个城市推出大件垃圾处理的管理办法。试点多年的广州市白云区城管局每年要拿出约700万元经费支持大件家具收运和处理的项目。而受补贴的处理中心坦言，如果不是这笔钱，他们的工作根本难以为继。
“我们拿挣钱的生意裹着不挣钱的生意。”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大件垃圾集中拆解暨再生资源处置中心负责人高超说，他们全靠主营的再生资源回收业务来补贴处理旧沙发等废旧家具的亏损。
买沙发要花钱，扔个沙发，从市民、企业到政府，怎么还觉得贵？
尴尬的回收之路
孙洁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考虑到底该怎么处置家里的旧沙发。
毕竟城市里的一切空间都是有价格的。她的房子77平方米，三人座的皮质沙发不想要了，放在客厅“实在浪费位置”。
沙发用了十多年，已经很难卖给二手市场。在北京经营二手家具回收和清理业务的王伟说，皮质沙发，只要有划痕，他们一概不收。
收回去不仅要运输成本，摆在卖场的空间里要是卖不掉，仓储成本也不低。在所有二手家具里，王伟评价说：“沙发是最难卖的，太大了。”
老式的转角沙发也不受欢迎，现在流行直排的。王伟说：“（买二手的租客）租的房间都比较小，一个转角沙发占客厅一大片，不好卖。”
二手市场里最受欢迎的沙发，一看材质——最好是实木的，二看品牌——最好价格不菲。而满足这两点的货源并不多。王伟说，加上这几年二手市场行情不好，“以前那种能当二手卖的，现在可能就只能当大件垃圾了”。
如果在线上二手平台也卖不掉，送也送不出去，业主们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从家具到垃圾，存在巨大的价值落差。
买一张新沙发的价钱，除了制作成本，还要加上厂家的利润、从厂家到卖场的运费、卖场的仓储成本、卖场的利润、导购员的收入、从卖场到客户家的运输成本、搬上楼的搬运成本、安装成本、相关环节的税收成本等。
而当买卖行为结束，沙发放在家里，就是一个由布料、皮革、海绵和几块木头组成的大型物件。
许多家具都遵循着这个规律。一位网友自己将床垫里的弹簧拆解出来，心痛地感慨：“大几千元买的床垫，废铁卖了25元啊。”
沙发里的铁更少，比床垫更廉价。它从里到外，都是低值可回收物——平均毛利率低于5%。
即便是楼下踩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师傅，也很少会为了这些不值钱的大物件上门搬一趟。这一点孙洁知道。几年前，她找收废品的大爷回收一台旧洗衣机，里头有铜、铝、铁，就这样，也是劝说了半天才勉强拉走。
有人去问了家附近的小型废品回收站，老板宁收几个纸箱，也不肯收一个沙发。
以往处理废品的生活经验不管用了。贵州省锐意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主任兰亚军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大件垃圾“大多游离于废品回收体系之外”。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调研发现，包括废旧家具在内的绝大部分低值可回收物，并没有得到专门的回收，而是流入垃圾处置渠道，最终进行焚烧或填埋处置。这个过程增加了垃圾处理的总量，也使垃圾压缩设备和填埋场的寿命缩短。
长久以来，中国存在城市环卫和再生资源回收两个系统。前者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由市政部门负责，系统的终点是焚烧或填埋场；而后者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由个人及企业主导，终点是资源的回收利用。
当拾废品的人、走街串巷零散收购的小商贩——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统计，这两类经营者占了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从业人员的90%以上——不再愿意收走笨重的沙发，居民大概率只能当作垃圾扔掉了。
而怎么扔，扔在哪里，又是新问题。
要把沙发扔掉，总共分几步
沉重的沙发要下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付费清运。
我国多个城市规定，大件垃圾处理遵循“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的原则。但西安、济南等地的城管部门先后调研发现，市民对有偿处理大件垃圾的接受程度普遍不高。
王伟也经营“代扔”业务，即业主付费，清运人员上门把废弃家具拉走，代业主处理。但据他介绍，这样的订单并不多，10个咨询单里，9个谈不成，“很多都是因为价格（太贵）”。
有网友想丢个衣柜，一听“代扔”报价680元，比买衣柜的价格还贵。她找了几个力气大的朋友帮忙抬走，请他们吃饭只花了200多元。
有人舍不得花扔旧床垫的钱，于是忍着腰痛睡了几年。舍不得出沙发清运费的人自己硬抬，结果伤到腰椎，花了8000元治疗费。
“这扔大垃圾收钱真是和国际接轨啊。”一个在国外做垃圾回收的中国人感慨。“澳大利亚这边垃圾场处理个床垫都要收费40-50澳币，老鼻子贵了（东北方言，意思为特别贵——编者注），现在国内也有往这上面的趋势。”另一位身在国外的网友说。
孙洁能够接受为“代扔”付费，但她希望价格能再低一点。但王伟说，考虑到经营成本，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并不算高。
据他介绍，清运公司的场地要大，考虑到租金成本，多位于城市的边缘。而业务往往在城内，来回交通成本高。除此之外，还有搬运成本、拆解成本。
王伟的厂子开在大兴区。因此即便在海淀区接单，他也得把沙发拉回大兴处理。清运公司如果与垃圾回收站没有其他业务合作，单独交付沙发，还得给回收站付不少费用。
一些不想付费清运的业主，哪怕空有一身力气，可能也不知道该把沙发搬去哪里。
有些沙发勉强被抬出了家门。今年1月，广东东莞一小区发生火灾，燃烧物就是被业主堆放在楼道里的废旧家具。
沙发不像可乐瓶，到处都有垃圾桶可以扔。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中，沙发被单列为“大件垃圾”，不能与塑料、纸类、金属等可回收物一并处理，应当“投放在指定的收集场所”。
北京、深圳、厦门等一部分城市要求小区或街道设置大件垃圾堆放点，居民可自行搬运至此，或预约付费的上门搬运服务。
广州市白云区城管局就在垃圾分类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两网融合”的基础上，做了这样的尝试。
城管局分类科的毛雪骏介绍，全区共设立了120多个大件垃圾临时存放点，居民可以自行送至存放点，也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上门服务。
上门的搬运工就是该片区的环卫工，费用由业主当面付给他们，价格参考外卖平台的“跑腿”业务。“其实相当于是在本职工作以外赚点外快。”毛雪骏说。环卫工之后会用工作车将废旧家具送至暂存点。
德国很早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共垃圾管理部门有义务对在其辖区内私人家庭中产生的大件垃圾予以收运。至于付费方式，每个城市针对每年免费回收大件垃圾的次数、日期和数量都有着不同规定。
在国内，这种做法仍在部分城市试点中，尚未大规模普及。城管部门组织设置存放点，需要协调街道、社区找出面积充足、交通便利、相对固定的地块，存在选址困难；还需出资向企业购买清运服务，财政压力大。
孙洁不清楚家附近有没有投放点。她只见过有人把大件垃圾堆在小区垃圾桶旁边，“我觉得那样可能不太好”。
随意倾倒或堆放大件垃圾的业主，有的会被物业查到监控找上门，甚至有人交了罚款。
为了不被处罚，不少人大费周章，买来锯子自己在家拆解。直至拆成碎片，每天拿一点下楼扔到垃圾桶。
网友还总结出另一种方法，叫货拉拉上门拉走，让师傅随便找个地方处理。比“代扔”便宜不少。
还有许多无计可施的人趁着天黑将自己家的沙发搬出去，找个空地放下。“stooping”一族（stooping原意为“弯腰”，指在街头拾获二手家具的行为，最初兴起于国外——记者注）因此也常在深夜出没。
天亮之后，废旧的沙发可能出现在城市里的任何地方。几年前，甚至有艺术家做了一个“北京沙发计划”的在线摄影展，专门收集这种放在街上的“生活艺术”。在市井的惜物传统下，有些沙发会成为供人休息、聚会下棋、晾晒衣物、张贴广告，甚至供奉菩萨的地方。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专家组曾赴华北、山东、华东、华南、西南15个城市调研，发现包括废旧家具在内的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理，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支持，仅靠市场价值规律难以驱动。
“（回收大件家具）这一块本来就是赔钱的买卖，谁愿意干？”高超说。
廉价又昂贵的沙发，政府“抬”
自从和乡镇政府签了合同后，高超每天都得把镇里二十几个投放点运来的大件垃圾照单全收。
2021年，北京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截至2025年，政府称已在全市居住小区（村）共设置了1万多个大件垃圾投放点，确定了161家大件垃圾托底回收单位。
“我们每年大件（垃圾处理）都赔一两百万。”托底回收单位之一的负责人高超坐在办公室，拿了张纸，不情不愿地跟记者算这笔账。
运来的废旧沙发和床垫，攒够一定数量，得从镇里雇五六个临时工来拆解。“10块钱一个。”他算道，“一天下来，手快一点，（每人）也能挣200多块钱。”这是一项成本。
拆出来的木料要上机器粉碎，海绵要压缩。接下来打包装车。算上电费、机油、人工费，还有捆包的铁丝，打一包成本约30元，约六七百斤重。
而最终卖给电厂用于燃烧发电的沙发木料，价格只有25元一吨。
“因为沙发的木料有时候掺有别的东西，（烧了）冒那种烟，跟木头不一样的。”高超抱怨着，“要不说这东西都是赔钱买卖”。
他想了一些办法，例如把环卫清运来的树枝和沙发木料掺在一起，就能按树木的价格卖给电厂，120元一吨。或者把大块的木头板和沙发木料掺在一起，送去压缩板厂，一吨能卖320元左右。
广州市白云区大件家具处理中心的办法是，用全自动生产设备提高效率，让能卖钱的东西再多一点。
该项目负责人、白云供销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冠钊介绍，在初期，处理中心也采用人工拆解。把金属、木料拆出来后，剩下的海绵、皮革、布料都作为垃圾处理。
白云区人口众多，城中村密集，每年产生约4600吨大件废弃家具。“人工拆解的效率太低了。”白冠钊介绍，“当时（大件家具收运的）前端还没统筹起来，我们单靠10来个人拆解，就已经没办法达到日产日清了。”
半年后，他们引入了省内首个大件家具全自动一体化处理设备。工人用铲车将家具送到机器入口，经过破碎、风选、磁选、高温挤压等一系列处理工艺，机器就能直接“吐”出来金属类、木料类和RDF燃料棒（用布料、海绵等可燃性垃圾制成的燃料，热值高，易运输及贮存——记者注）三大产品，可实现大件家具100%资源化利用——金属类回收，后两类分别卖给发电厂和水泥厂燃烧供能。
现在全区128个临时收集点的废旧家具都被送到这里来。处理中心的周锦棠介绍，截至今年8月，中心已累计处理大件家具约2.88万车次，资源化处理2.07万吨，相当于为白云区垃圾减容39.94万立方米。
这种被称为“白云经验”的做法，白冠钊坦言，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复制。作为一种重资产低回报的项目，要在一线城市、在具备足够的人口体量和废弃家具量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补贴，才能维持盈亏平衡。
广州市白云区供销合作联社下属的白云供销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目前主营两个项目：废旧玻璃分拣中心和大件家具处理中心——都属于低值可回收物处理，前者能自负盈亏，后者仍需靠政府补贴。
“大件”的“大”再次和“贵”画上等号。处理大件家具的机械设备长60米，高8米，购入价格几乎是废玻璃处理设备的5倍，日均耗电也是其3倍，最终产品却并不比废玻璃的回收价更高。除此之外，废玻璃的项目能享受国家90%的退税，而大件家具处理中心没有任何税收优惠。
投产4年多，大件家具处理中心还没有把设备的成本赚回来，只是在覆盖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微盈利”。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占了中心经营资金的70%左右，即便木料、金属等资源100%回收利用，也无法覆盖运营费用。
废弃的沙发最终成为政府的负担和痛点。中城院（北京）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团队在对某市的大件垃圾收运处理现状调研时发现，“政府目前承担大部分大件垃圾处理费用，财政压力大，随着垃圾分类补贴逐步减少，资金缺口压力与日俱增。”
高超自称拿到的政府补贴不多，但好在相关部门给了他再生资源业务的经营许可。他的厂子约80亩地，有废铁、旧金属、杂货、大件垃圾四个分区。他只把前三项称为再生资源——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回收业务，大件在他看来是“不产生价值”的垃圾——宋庄以外的人送来的，绝对不收。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互惠合作。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建议：企业只有当提供的服务既能发挥本身的业务经营优势，并且能够解决政府的痛点时，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可以及大力支持，而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处理恰恰是一个切入点。
今年1月，商务部等部门将全国32个城市、78家企业列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和试点企业。这里的沙发将试着走更长远的路。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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