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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配资相关网址使得另一部分人“不正常”

赵露思控诉经纪公司的微博。图片来自赵露思本人微博“赵露思的微博”截图。

自去年年底起，赵露思因身体状况频上热搜，剧组晕倒、送入医院抢救、无法行走、无法说话、记不住台词、躯体化严重……这些词条与赵露思反复联系在一起。赵露思的“路人缘”却在与抑郁症频繁“捆绑”后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网友的态度从最初的同情逐渐转为质疑，以至于热议赵露思是否生病，是患癔症（分离转性障碍）还是抑郁症，甚至以她“消费抑郁症”为由质疑她。

赵露思的精神健康状况究竟如何，当然靠的是事实，不是他人的猜测和推测。

一个由此浮现的问题是，如今为什么人们会以“消费抑郁症”这个理由表示质疑？过去，一个人公开自己的精神类疾病经历——无论用何种讲述方式，无论患病程度如何——往往能得到其他人普遍的理解和同情。现在，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众对精神类疾病认知的增加，越来越多公众人物开始坦诚讲述自己与精神疾病斗争的经历。从这一点看，精神类疾病患者的病耻感似乎在减弱，至少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疾病。另一方面，“抑郁症”标签的滥用又让人们警惕，“抑郁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玉玉症”“玉玉了”等戏谑语背后正是人们对这种标签滥用的厌恶，尤其是对那些真正的患者来说，这种滥用反而成为他们正常表达自身疾病的阻碍，由此使得他们陷入更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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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演员小帕分享自己双相情感障碍经历。

那么，公众人物公开自己的精神患病经历与公众认知有何种关系？人们在期待何种精神类疾病叙事？当抑郁症再次因为娱乐话题成为焦点时，本篇文章将讨论被纳入公共讨论的精神类疾病是如何在大众文化圈层完成“破圈”的，以及影视剧等媒介从何种角度参与了这些叙事。

撰文｜帕孜丽娅

被想象的精神疾病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作为健康反面的疾病始终与我们相随，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也一直在变化，这一点在精神类疾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同于常见的生理类疾病，精神类疾病常常难以看到明显的病灶，这种“不可见性”又使得精神类疾病具有“难理解性”。这些疾病常常以某种感觉的形式出现，但感觉又是很难共通的存在，就像男性很难真正理解女性的痛经一样，健康的人也很难想象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两极化的情绪。精神类疾病患者可以用一些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这些表述也只是给听众一个想象空间，不断想象患者所经历的一切。想象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但难以涵盖所有情况的想象有时反而会限制我们的感受，进而影响我们对这些疾病的认知。

尽管现代社会已经不会将精神类疾病视为“中邪”，更不会用“巫术”或其他仪式进行驱赶，但大部分人对这些疾病的了解依然停留在他人讲述和媒介呈现中。比如，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活力丧失，表现为情绪低落、失眠、食欲减少、不愿出门；而双相情感障碍则是又有抑郁期又有躁狂期、在两种极端里反复挣扎的疾病；至于进食障碍，那就表现为暴食或厌食、消瘦、过度减肥；焦虑症则是心慌、坐立难安甚至惊恐发作的代名词。

韩剧《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2023）剧照。

影视剧、综艺甚至是社交平台，共同形塑了我们对这些疾病的基本认知，但与此同时也使得我们将精神类疾病标签化，对各个疾病形成了一些固定认知。于是，当有人表示自己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时，习惯性地代入这些固定认知，来反复观察当事人与标签是否一致。与标签一致时，我们可能会表示同情，与标签不同时，则忍不住怀疑疾病的真实性，怎么可能笑得这么开心，她是不是装病？

这或许是精神类疾病的特殊之处。我们不会要求一个骨折病人拆开石膏或者拿出X光片子看看伤口是否符合我们对骨折的认知和想象，但精神类疾病的无法外显使得患者时常陷入一种自证，或者证明自己真的生病了，或者证明自己虽然生病了但依然有学习和工作的能力。这种生理性疾病不需要经历的困境，对诸多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可能是最常见的体验。

罗伊·理查德·格林克曾指出，文化创造了“正常”，于是有一部分人被归为“不正常”，而精神疾病患者正是一群因为不符合“正常”标准而遭受种种污名化的“不正常”人群。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中，“正常”是被建构的，我们建构了“正常”，使得另一部分人“不正常”，但现实中，这些“不正常”的群体可能既不符合“正常”的标准，又无法完全符合被建构的“不正常”标准，为了能够被归类，他们只能反复拿出自己“不正常”的证据。

《谁都不正常：文化、偏见与精神疾病的污名》

作者：[美]罗伊·理查德·格林克

译者：[德]韦凌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

仅从描述来看，这样的情形显得过于荒谬，但这可能真是精神类疾病的特殊性带来的群体困境，无论是证明自己“真的生病了”，还是证明自己“真的痊愈了”，都是诡异却真实发生的故事，这样的窘境也使得许多患者难以感受本该存在的社会支持。

当然，在不少人看来，精神疾病患者的自证并不是大众的认知缺乏造成的，而是那些滥用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标签的人带来的。换言之，是标签化的抑郁症导致了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陷入自证窘境。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要从被修辞化的抑郁症说起。

“扩大化”的抑郁症：

精神疾病作为一种修辞

正如前文提及，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在于难以外显，除了严重的发作期，大多精神疾病患者是可以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抑郁症会成为最容易滥用的标签也与疾病本身的特质有关。

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2011）剧照。

抑郁症的名字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情绪低落联系在一起，而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因此，抑郁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情绪。相较于双相情感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等疾病，抑郁症的“伪装”门槛更低，只要表现得兴致不高甚至对着镜头哭泣，再填一些网上流行的量表，似乎就可以说自己抑郁了。而这种近乎“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更像是某种展演，最终指向的是通过病人身份获得一些特权的期待。

精神分析学中有个常见概念叫“继发性获益”，指病人利用疾病、症状操纵或影响他人，从而获得实际利益。许多在网上或生活中自称抑郁症的人，实际上只是在借助抑郁症这一标签合理化自己的越轨行为，抑郁症成为他们为自身开脱的武器。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人在负面新闻缠身时，会选择为自己贴上抑郁症的标签，希望借此扭转舆论。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则直接影响了许多人对抑郁症的评判，“玉玉”“玉玉症”等带有明显嘲讽意味的词汇也随之出现。

中国人对精神类疾病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晚于西方，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精神疾病在中国只是指精神分裂，精神病等于疯子的观念也普遍存在。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凯博文注意到，在中国，神经衰弱的发生率远高于抑郁症等疾病，尤其是患者本人，哪怕在经历抑郁症治疗后有好转，也依然坚信自己是神经衰弱这种器质性疾病而非抑郁症这类精神类疾病。这些患者对抑郁症的坚决否认让凯博文讶异，他将这种表现归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在当时的人看来，抑郁更像是一种退缩和消极，只有当这些表现以器质性疾病命名，才能获得存在的合理性。

近些年，大众对抑郁症有了更多了解，“心灵感冒”“一条黑狗”等表述的出现和流行，也使得抑郁症成为可以被允许的存在，抑郁也终于不再是软弱、矫情的代名词，更不是有钱人、读书人的专属疾病，而是一种可能广泛存在的生理性疾病。

认知的转变也表现在对抑郁症的叙事中，媒体对抑郁症的报道也从最初的将患者“他者化”、对疾病污名化，逐渐转为近些年常见的更具人文关怀意识、聚焦个体困境的报道。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抑郁症”的编码，以及“忧郁”在中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审美内涵，给抑郁症平添了几分浪漫气息。许多流行小说中患有抑郁症的主角总是有着远超于常人的智商、学识或艺术天分，而抑郁又让他们散发着一种“病态才子”的气质，使得一些人将抑郁症与出类拔萃、忧郁诗人气质联系起来，于是，有许多人会选择盲目认领患者身份，似乎患有抑郁症是一件极具魅力的事情。

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剧照。

因为被浪漫化而扩大化的精神类疾病还包括双相情感障碍，直到今天，这一疾病依然被一些人称为“天才病”，甚至以梵高、伍尔夫、海明威等人为例，证明躁郁是一种天才的表现。

显然，大众媒介和文化工业一方面打破了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另一方面，也在通过传播形式的影响下，使得这些疾病被添上了神秘或浪漫色彩，直接导致这些疾病成了某种猎奇符号，另一些人则通过认领疾病来完成自我身份的独特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在网络以精神疾病患者自居，他们期待获得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疾病光环。而当公众人物参与到精神疾病叙事时，这种倾向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与名人“联动”后的精神疾病

名人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常常成为“意见领袖”般存在，名人效应甚至会体现在疾病知识传播中。伊森·沃特森研究发现，在戴安娜王妃承认自己患有暴食症后，英国暴食症的发病率达到顶峰，也引起了全社会对暴食症的关注。日本皇太子妃雅子患“抑郁症”的消息，也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抑郁症”在日本的普及。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作者：[美]伊森·沃特森

译者：黄晓楠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事实上，国内抑郁症的普及同样离不开名人的影响力，公众人物每一次对精神疾病的讨论，都会引发社会层面的关注。比如此前的张国荣、崔永元，近几年的李玟、马思纯都让更多人关注到抑郁症可能带来的症状和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部分抑郁症偏见。公众人物借助自身影响力，让精神疾病成为一种被看见、可以被讨论的存在，这也有助于减少一些患者的病耻感，让他们能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也更容易被理解。从这一点看，公众人物公开自己的患病史无疑具有正面意义。

另一方面，一些公众人物为获得继发性权益，给自己贴上精神疾病标签，并将精神疾病作为自身展演的一部分，而他们远胜于普通人的影响力又使得滥用标签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精神疾病被再度污名化的风险也就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疾病患者会对公众人物的精神疾病展演格外敏感，因为公众人物的每一次刻意展演可能都在影响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从而影响患者们的生存处境。

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11）剧照。

当然，那些真的患病且公开自己患病经历的公众人物也并非被所有患者接受，这些患者既希望能获得社会支持，又担心公众人物参与精神疾病叙事会加剧精神疾病的扩大化，从而影响大众对疾病的真实认知。正如不是每一次咳嗽打喷嚏都是感冒，也不是每一次情绪低落都是抑郁症，不是每一次焦虑都是焦虑症。但当公众人物的参与使得社会过分关注精神疾病时，就可能导致一些并未患病的人群自我代入，进而又导致大众对这些疾病产生错误认知。

从这一点看，希望让大众正确认识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的群体，似乎一直致力于将这些疾病的相关话语变得更科学、更符合精神病学诊断层面的定义，只有这样，大众才能真正理解精神疾病、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经历的种种身心痛苦。

由此，我们又回到了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换言之，正因为这些疾病如此独特，我们才会有如此多关于它们的叙事。

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2011）剧照。

当然，即便我们看再多患者的分享，阅读再多相关文献，甚至看了再多病例，我们可能都无法真正与那些身患疾病的人感同身受。正如鲁赫曼（人类学家，著有《心分两路：人类学家的精神科笔记》等）所言，共情永远不可能准确。这一点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可能更为明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需再讨论精神疾病，相反，正是这种独特性赋予了精神病学以奇妙的吸引力，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景象，远比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小小世界中所能想到的更加荒凉、更加崎岖，但也更加惹人惊奇”。

作者/帕孜丽娅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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